一种文字只有把“画不出来”的问题解决了,才有可能真正地记录语言|葛亮 一席第1029位讲者
古人也是人,当他们面对生活需求、社会问题的时候,很可能会做出跟今天的人相似的选择。
告别汉字“常识”
2023.09.17 上海
大家好,我叫葛亮,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关于汉字的一些众所周知的“常识”。
汉字的古今之别
我的工作挺有意思,是在一座巨大的中国古代艺术博物馆里,负责一个特别小的门类,叫古文字研究,确切地说是古汉字研究。
在我各种各样的工作场景里,有一个比较特别。其他门类的研究员,还有收藏家、书法家、文物爱好者等等,每当他们在各种各样的中国古代文物上发现了不认识的字,可能就来找我了。我就会跟他们说这个是什么朝代的,比如说是商代的、西周的、春秋的、战国的、秦汉的,再说这是什么字、什么内容。不过也可能会说“不好意思,这几个字到现在还没人认识”,这也是常见的事。
比如,前不久我看到一把扇子,扇面是民国一位书法家临摹的一件西周青铜器上的文字。这些文字距今有多久的历史呢?大概2900年,不得了。
咱们一起来看一看?谁看谁都懵。别怕,到了发挥咱们中国人独家特长的时候了。
“三”,都认识吧?比“三”多一横,“四”;比“三”多一竖,“王”。
还有“正月” 和“天子”:
为什么说是到了发挥咱们中国人独家特长的时候?因为在世界各大古典文明创造的文字当中,只有汉字,是经过3000多年传承到现在的“活文字”。当代中国人受过简单的训练,就可以读两三千年前的古书。这是全世界独一份的,也是非常幸运的事儿。
当然,毕竟几千年过去了,像刚才那样一眼就能认识的字还是很少的,绝大部分字对当代人来讲还是非常难认的。
这个好认、难认其实有一个明显的历史分界。中国的历史如果以公元零年为界,一分为二,差不多是前两千、后两千,一半一半。
中国文字的历史也差不多,汉代以后绝大部分是隶书、楷书,都是笔画组成的,哪怕写快了变成行书、草书,本质上也没什么区别,不会很难认。汉代以前的,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古文字了。
隶楷以笔画为主,古文字则有点像图形。不要说现在的人不认识,汉代以后的人基本也不认识。
“古”跟“今”的区别,我们看两个字直观感受一下。这是战国时代楚国人用毛笔写在竹简上的字——完全不认识。
▲ 竹简墨书(战国·楚)
还是刚才那两个字,换一种写法,还是不认识。
那我们再看秦文字、汉代文字:
▲ 左:竹简墨书(秦)|右:东汉石刻
其实就是“一席”,非常简单。所以咱们都要感谢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吧?
不过话说回来,当年得天下的如果不是秦国而是楚国,那咱们则早就习惯刚才那些楚国的文字,反而会觉得秦国的写法奇奇怪怪了。
关于汉字的“常识”
研究这些奇奇怪怪的字,还有它们的载体,比如甲骨、青铜器、简帛这些东西,是我的兴趣,我的专业,也是我的大部分工作。
与此同时,十多年来我也做了不少汉字普及相关的工作。在这个过程中我有一个深刻的印象,就是关心汉字的历史、想了解汉字源流的朋友越来越多了,但是我们从中小学的语文教育、书法篆刻教育,以及普及读物、新媒体等等形成的关于汉字的“常识”里,似是而非的东西也很多。
比如说“汉字是象形文字、表意文字”,这很常见,好像每个汉字都可以画上一幅画;这里的“汉字”还常常被替换成“甲骨文”,现在市面上很多普及读物都是一个甲骨文一幅画,左右对照。
又比如说“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”,“汉字先是刻在甲骨上的、铸在青铜器上的,后来才改用毛笔书写”。还有我们从小学习的汉字发展脉络,“从甲骨文发展到金文,到篆书、隶书、行书、楷书”。
这些都挺常见的,看着没什么问题,其实都经不起推敲。
假如商代人主要用甲骨文,商周时代主要是刻字的,那么我如果是个商代人,写封信是不是要吭哧吭哧去凿一个乌龟壳?费老半天劲都凿不出三个字。商代人要写个日记,是不是要召集一批工匠,大费周章地开炉子浇筑一个青铜鼎,然后把字做上去?春秋时代,孔子的门徒很多,老师讲课弟子们记笔记,是不是要每个人捧一大捆竹简,拿刀在上面弯弯曲曲地刻篆字?那只有一个结果,老师说的话都记不下来。
我想是人都不会这么干吧?这背后是一个很简单也很重要的观念——古人也是人。当他们面对生活需求、社会问题的时候,很可能会做出跟之后各个朝代的人,哪怕跟今天的人,都相似的选择。
古人怎样写字
比如,商周时代的人写字,绝大部分日常书写都是用毛笔蘸墨,写在轻便的材料上。有人要说,商朝就有毛笔了?你们挖着了吗?不好意思,目前科学考古真没挖着。但是,这个时候古文字就起作用了。
咱们看一个商代的“笔”字,跟一个人的右手拿一支毛笔一模一样吧?为了防止你不知道它是毛笔,笔毛也画开了。
因为毛笔的笔杆主要是竹子做的,后来加个竹字头;底下不是很像手拿毛笔了,干脆换成个“毛”——咱们今天的“笔”字就是这么来的。
商代文字里已经有这样的“笔”字,说明在造这个字之前,毛笔不但已经有了,而且挺常见了。
商代的毛笔实物虽然还没挖着,但是毛笔字我们见得很多了。比如这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一个商代的小陶片,上面有毛笔蘸墨书写的一个祭祀的“祀”字。这个字的书写速度很快,一顿一提,很流畅、很熟练。
这是商代一个玉器上毛笔蘸朱砂写的字,风格也差不多。
是不是商代人用毛笔写的字都在这些陶片上、玉器上?也不是,绝大部分商代人写字的材质是竹简。又有人要说,商代有竹简了?你们挖到了吗?不好意思,目前还没有挖到。这个时候古文字又能解决问题了。
咱们看商代的甲骨文“册”。一根根竖着的竹简用横的线编起来就是一册。可以看到甲骨文的“册”和出土的汉简形态几乎一模一样。古代把竹子编成可以写的本子叫册,今天把纸订成可以写的本子还叫册,逻辑是一样的。
比一般的书更重要的是经典、典籍。把“册”放在一个小台子上,高高的地位表示是个重要的书,就是“典”字。
商代有“册”也有“典”,其实这件事是有记载的。西周初年的古书《尚书·多士》里有一篇讲“惟殷先人,有册有典”,就是说殷商的祖先不但有简册,还有重要的经典。古文字就证实了这个重要的历史记载——商代人主要是用毛笔在竹简上写字的。
那有用刀在竹简上刻字的吗?真没有。我们看这个“删”字就知道——“册”加一个立刀旁,刀是用来在册上刮掉错别字的,是“橡皮”。
这是一件汉代画像石上的书写者形象,你看他的笔在哪呢?
笔插在耳朵上,不会沾墨;腰里还别着一把小刀。要写就把笔拿下来写,写错了就拿出来刮一刮,很方便。
刚才说的“笔”、“册”、“典”、“删”,是我们所谓的表意字,是用字形来表示字意的。这些字多能反映出造字年代的物质文化,有些是历史没记载的,有些是考古没挖着的,还有很多是常年存在误解的。看这些字,我们可以得到真切的感受。这很了不起。
古人怎样造字和用字
但是,文字是记录语言的。咱们随便说一句话,要把里边的字一个一个用象形的方式画出来,有可能吗?绝无可能。
比如“今天我们来到一席的现场”,很简单的一句话,里面哪个字都不好画。
“今天”是个抽象的时间概念。人称“我们”,还是个复数。动作“来”,状态“到”,专有名词“一席”,还有个助词“的”。“现场”看起来是个实体,但其实它是个虚的空间概念,谁也不知道长什么样。
有人说你这是现代汉语,甲骨文里有这些吗?基本还真都有,汉语的基本结构没有太大变化,甚至“的”都有。之乎者也的“之”,差不多就是“的”。
在古今中外任何一种语言里,只要我们好好琢磨就会发现除了少数实物的名称之外,绝大部分都是时间、方位、意识、情感、观念、程度这些虚的概念以及大量的虚词。这些东西都画不出来,怎么办?
这是传说中造字的仓颉。仓颉被描写成“重眸子”,翻译成现在的话,差不多就是“四眼儿”。我看今天很多人都可以当仓颉👓。
那么假如我们回到文字创造出来的前一天的晚上,你现在要造字。你脑子里完全没有汉字,但是你会说话(文字产生比语言要晚得多,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)。你怎么把说的话写下来?
比如说最简单的,来一个“我”字怎么样?我问过很多人“我”字怎么造,要不画一个人吧?比如用一个咱们常常见到的标志:
这个标志表示“我”好像也行,但是它为什么不是“人”?为什么不是男女的“男”、大人的“大”?为什么不是动作“站”,不是状态“单身”,不是心情“孤独”?其实都可以。
“我”看起来是个实体,但它其实是一个很虚的概念,一个没有形象的第一人称代词。
那画什么好呢?古人完全没有纠结这个问题,他们找了一个非常简单直接的办法,根本不管字长什么样,只要记录下口语里这个字的读音就完了。
商周时代,“我”的读音大概是/ŋal/,他们就直接找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叫 /ŋal/,照着它造个字就是“我”了。
那是什么东西呢?是一种刃部是锯齿的长柄兵器。这是甲骨文和现在的“我”:
咱们对比更常见的兵器“戈”,中间的一竖是它们的长柄,“戈”是尖头,“我”是个刺儿头。
和“戈”一对照就知道,“我”也是一个长柄的兵器。这个兵器在当年可能就念 /ŋal/,所以这个字形被借来表示“我”,就是一个纯粹表音的字。
古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非常简单,借字记音。“我”在造字的时候是象一个有形的武器,是表意的。但实际上用字的时候,哪怕早到商代,“我”从来不表示那个兵器,它表示的是第一人称代词,已是一个纯粹表音的汉字。
再举一个比“我”更难的例子,就是“今天”的“今”。这是一个很常用的字,更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。它有什么形象吗?神鬼莫知,仓颉都画不出来。
我们看古文字的“今”,一个倒三角下面一横,跟“今”一点关系没有。
这个字咱们要从人的嘴巴说起,“口”象嘴巴,底下一弧,两个嘴角翘起来。
如果在“口”的上面加一横,就是“曰”,表示把话说出去。
“口”一般是朝上的,但有些字里需要“口”朝下。
比如说“食”,就是上头一个“口”对着一个大饭碗。饭碗上面尖出来的是盛得高高的饭。
比如命令的“令”字,一个“口”从上面对着一个跪跽的人形说话,可不就是上对下发号施令吗?
朝下的“口”往往写成一个倒三角,这么看来“今”字就是个倒“曰”。
“曰”是“说”,倒“曰”就是闭口不言。这个字的音、义传到了后来,比如“噤若寒蝉”“噤口不言”中,“噤”就是不说话。
“今”字原来是为“噤口不言”的“噤”所造的一个表意字。然而它在实际使用的时候,从商代开始都是表音,就纯粹用音来记载“今天”这个意思,是个单纯的表音字。
很多汉字都包含音的因素,但是经常被忽略,比如说家庭的“家”字。
“家”是讲到汉字的文化内涵时常举的例子,说宝盖头像一座屋子,里边是一个“豕”,也就是猪的古称。所以很流行一个说法,在造字的时代,房子里边要养一头猪,象征家里有财富,那才是一个家。
但这个事不合常识啊,不管是把猪养在人住的房子里,还是人住在猪圈里,都是不合情理的事儿。
汉代学者就发现了里边的问题,提出了疑问,但是没法证实也没法证伪。现在我们能看到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,知道“家”字里原本不是一头普通的猪。
左边是商代甲骨文的“豕”字,大嘴巴、大肚子、短尾巴,象猪没问题。如果在这个猪的胯下增加一划,就是公猪,在古代叫“豭(jiā)”。如果这一划掉下来,就是去势公猪(豖zhuó)。
▲ 大家记住中间的就行了
我们回过头再看商代、西周文字中的“家”,里边是只公猪——“豭”。“豭”现在和家庭的“家”同音,当时也是同音的,大概都念/kra/。
很明显,“家”是一个很简单的形声字,上面的宝盖头就是形旁,表示房屋,里头那只猪只是用“豭”来表音的声旁,和家庭没有逻辑上的联系。
可见我们的古人也不是那么势利眼。古往今来,有亲人的才是家。
讲了一堆字,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共识。汉字里边,象形是造字的基本方法之一,但是我们的汉语中,画不出来或者画不明白的词才是多数;汉字中,用表音或者部分表音的方式来记录汉语的,也是多数。
这个情况很早就有了,甚至我认为汉字刚形成体系的时候就必不可少了。不然的话,“我”、“今”这种最常用的字怎么画呢?
由此可以想到,世界上真的存在成体系的象形文字吗?应该是不存在的。古埃及的圣书体以往也被叫作象形文字,和对汉字的误解是一样的。因为一种文字只有把“画不出来”的问题解决了,才有可能真正地记录语言。
刚才说的那些,都是文字创造之初的情形,它们的字形比较清楚,字音能对得上,结构能拆得开。但是实际使用汉字的人,他们真的明白这些吗?他们真的需要知道所以然吗?
不要说现在的人看不出里边的所以然,从秦汉以来,写隶楷文字的这两千年的人,除了少数学问家,绝大部分都是搞不清楚的。
大家回忆回忆,我们是怎么学字的?我们学写“我”“今”“家”字,是一笔一画死记硬背的吧?
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,绝大多数汉字,对于绝大多数实际使用者而言,早已成为既不表音也不表意的、让人强制记忆的无理的记号了。
好像越说越苍白、越说越无趣了。汉字要么就是表音的,要么就是形声字,要么干脆就是记号,跟我们印象里的常识——每个汉字都有丰富的造字理据、深厚的历史内涵,传承至今,一直到当代搞简化字才破坏了——不大一样啊!
这是有点残酷,但它却是从隶楷到现在两千多年来,汉字一直传承下来的一个重要因素。道理很简单,无趣才能稳定,稳定才能长久。世上的事大多如此。
我们设想,如果文字要有趣,一个字的造字理据随着社会变迁而发生变化,看不懂了,字形就得变。一个字的读音发生变化,形声字里的声旁跟整个字念得不一样了,那这个字也得变。变了,之前的字不认识了,汉字的传承就很容易断。正是因为两千多年来,咱们就无聊地死记硬背,它反而不爱变,才传到了现在。
所以,对于汉字的传承,对于汉字所记录的文本,包括数字文本的传承而言,没事别折腾,就是最好的。今天是这样,将来也是。
回归汉字常识
前两年我写了一本向大众普及汉字知识的书,书名叫《汉字再发现:从旧识到新知》。现在回头看觉得托大了,与其说是再发现,不如说就是发现,但是要带着科学的观念,带着考古发现的成果,带着我们的常识去发现。
今天我这个演讲的题目叫《告别汉字“常识”》,也托大了,其实哪有告别常识,就是回归常识——是带着常识、带着温情去理解我们的古人,理解汉字的历史。
最后如果要问一个终极问题,你们研究汉字的历史有什么用?这不是屠龙之术吗?
该怎么回答?往大了说,研究汉字的历史跟研究一切历史一样,理解我们的过去,也就是理解我们自己。
往小了说,这只是努力突破当代人类知识边界的一种智力活动,不需要更大意义,就突出那么一点儿,还不够有意思吗?
谢谢大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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